蔡昉：探索金融服务小农是死胡同
◎文丨蔡昉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
原创声明：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7月3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农村金融论坛年会暨第13期闭门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，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（CF40）秘书处整理，经作者审核，转载请注明出处。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CF40立场。
“农业必须强”的要求是构建经营有规模、生产有效率、服务靠社会、竞争有优势、产业能自立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。或许，与土地禀赋优越的新大陆国家比如美国、澳洲相比，中国农业终究缺乏比较优势，但规模经济尚有发展空间，还有潜力可供挖掘。有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，我国才可能形成金融为农业服务的激励及其相容性。
习近平总书记对供给侧管理的深刻阐释，从方法论层面为认识农业供给侧问题及其出路提供了思路。对于供给侧改革，他指出：“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，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，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，进而推动经济增长”。而对农业来说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提升效率和竞争力，对此我谈一点看法。
总书记曾说过：“中国要强，农业必须强”，“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。”农业强的核心就是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。而中国人的饭碗不仅是指餐桌上的饭碗，更是指生产方式本身，即具备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，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构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才能称之为农业“强”，而我国“386199”的劳动力结构，以及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显然不能称之为“强”。
刚才陈锡文提到，收入还不能成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足够大的激励。舒尔茨的经典著作《改造传统农业》曾经谈到，只要用对激励机制，农民也可以点石成金。而现在没有点石成金，就是因为农民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收入的40%，在这40%之中，真正来自农业家庭经营的部分应该只有30%，这一激励很显然是不足以让农民点石成金。让市场来决定价格是出路，直接结果就是生产结构得到调整，但是如果没有效率，没有竞争力，还是无法解决生产方式的问题。目前的生产方式还解决不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。
以目前农业小规模经营的现实来看，很难期望以金融实质性支持小农，这是全世界范围内（低效率农业国家）决策者和研究者孜孜以求的无解命题。甚至有观点不现实地希望央行在宏观调控上区别对待，对农业要实行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，短期看来这种政策是定向调控，但是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原则并不一致，所以不可能持久，也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激励兼容机制。期冀商业金融履行非商业化职能也是如此，比如商业银行成立三农事业部，本身并不能解决服务农业的问题，摆脱不了以往政策银行面临的同样难题。
发展小额信贷是一种探索。小额信贷产生于世界最贫困的国家，但是几十年来，这些国家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。小额信贷仅仅是流于良好愿望和未成现实的理念。甚至有文献认为，小额信贷在拉美导致过早的“去工业化”，因而是自下而上地毁灭了整个拉美经济。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成立，总之，小规模的农业想指望大金融服务是不可能的，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农业的生产方式问题。
刚才陈锡文提到了上海农业规模经营的案例，我们可以从崇明岛两块土地，因有没有实现规模经营，看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截然不同的景象。目前，流转涉及的承包地和农户比例皆超1/4，形成了一批有规模有效益的农场合作社。规模经营的“度”总体得到把握，但是规模经营仍然滞后，不能满足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要求。相关数据显示，我们是以28%的涉农贷款（银行统计数据）和19%的劳动力（统计局数据是29%），创造了不到10%的农业增加值。
关于农业转移人口，最近我们分析了当前我国城镇化的构成。图1显示，自然增长的城市人口只占16%，其他部分是机械增长，即通过人口迁移获得的增长。其中26%是农民工，还有5%人口获得了户口，比如通过上学、参军等方式获得城市户口。其余53%就是陈锡文提到的就地转移，即由于行政区划改变带来的户籍身份转变，但是他们的就业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没有变。我们过去一直强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但是动作力度不太大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个约束性的要求—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2020年达到45%，如果此时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难以达到这一要求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硬约束。但是，如果通过就地转移这一城镇化途径，要达到城镇化指标也就不难了。
图1 农业转移人口
我认为，真正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是占比26%农民工的户籍转化，但是这部分人口的贡献越来越小。观察人口数据，我们可以发现，16-19岁的农村人口在2014年到达了峰值，2015年出现了负增长。我记得有人提出农民工这个概念有歧视性，也不准确，建议更改这个概念。当时陈锡文建议几个概念并用，在不同的文件和场合中使用不同的概念，其中一个概念就是“农业转移人口”，而实际上每年新增的农民工是16-19岁的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，并不是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。这部分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以后，导致过去每年4%的农民工增长速度下降，2014年只增长了1.3%，而去年只有0.4%，将来农民工还会越来越少。因此，“农业转移人口”这个概念即将名实相符，如果要提高城镇化率，必须将农业劳动力往外转移，仅靠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进城打工，无法做到了。
在人口大规模地从农业往外转移的同时，土地经营规模却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。图2显示的是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时的数据，当时我国土地经营的平均规模是0.67公顷，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，小于2公顷的农场经营规模定义为“小土地所有者”，所以我国的农场经营规模大约只占“小土地所有者”定义的1/3。印度、日本的平均规模也较小，但我国的规模只相当于它们的1/2，和欧美国家、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的差距就更大了。近年来，我国农村土地实现了如此之多的流转，但土地经营规模似乎没有实质性的变化（图3），可以说我们仍然处在规模超小的状态。
图2 世界土地经营平均规模比较
图3 我国土地经营户均规模样本（2007-2013）
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由于劳动力出现短缺，与人口因素直接相关，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，我们的农业机械化也出现了变化。在本世纪之前，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增长主要体现为，小拖拉机和小型配套农具呈现两位数增长，那一时期的农业机械化主要不是以节约劳动为目的。而在本世纪以后，大拖拉机和大型配套机械的增长速度非常快，而小型拖拉机和农机具增长缓慢，这反映了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开始向劳动节约型发展。
图4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趋势
图5 粮食作物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和用工数量
图5显示了粳稻、小麦、玉米三种粮食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和用工数量。一方面用工数量一直下降，但是物质费用和服务费用始终在迅速提高，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农业中的技术变迁方向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，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土地经营规模。
关于当前我国的农业劳动力，官方数据是29%，但是我们进行了重新估算，估算结果可能还会更低，至少实际务农劳动力比官方数据少10个百分点，即不到20%。我们的估算数据和官方数据之间存在残差，我们假设，在正常年份，残差是存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当中，遇到宏观经济不景气，这部分也可能被迫回到农业这个蓄水池中。然而，随着农业机械化、劳动力使用减少和物质费用、服务费用的增加，我们推断，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再可逆，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。
图6 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再可逆
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往外转移而出现短缺，因而我们必须使用资本替代劳动，使用机器替代劳动力，但是在土地经营规模不变的情况下，资本劳动比例提高得太快，资本报酬率递减的现象就会发生。我们对粳稻、小麦、玉米的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了函数估算，表1显示了三种粮食的边际劳动生产力，从历史上的负值到如今的成数倍、数十倍增长，同时在未实现经营规模的情况下，边际资本生产力在逐渐下降。由于存在技术变迁，下降幅度不像劳动边际生产力变化那么大，但确实可以看到不同时期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。这些现象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经营规模。
表1 粮食生产的资本报酬递减
最后，我的结论是：第一，构建经营有规模、生产有效率、服务靠社会、竞争有优势、产业能自立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是“农业必须强”的要求；第二，或许中国农业终究难与土地禀赋优越的新大陆国家，比如美国、澳洲相竞争，但规模经济尚有发展空间，还有潜力可供挖掘。有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，我国才可能形成金融为农业服务的激励及其相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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